虽说我出差最多的地方是北京，有时甚至一年十趟，可总是来去匆匆，回母校北京大学的机会并不多。
1996年12月20日，我回到了母校。那时，我正在北京京西宾馆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，代表中有不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，校友们应母校之邀，回到了未名湖畔。在校友座谈会上，大家一定要我发言，因为我属“稀有元素”———除了我之外，所有的代表都出自北大文科，唯我从理科“离经叛道”……
转瞬之间，40个春秋飞逝。至今，我犹深深记得，那一生难忘的一幕：
我自幼在温州长大。在1957年夏末，同班同学有的收到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有的收到上海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唯有我迟迟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。凭我高考后的“自我感觉”，以为录取在望。每天，到了邮递员送信的时刻，我就早早地等在家门口……
北京大学的大名，对于我来说，早已是如雷灌耳。不过，我却不敢奢望考入这座中国的最高学府。因为在我们温州，很少有人能够考入北京大学。给我以报考北京大学的勇气的，是我小时候下陆军棋的朋友———戈悟觉。他居然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（后来他成为作家、宁夏文联副主席），这种“身边的榜样”最富有蛊惑力。于是，我从小喜欢写作，十一岁就在报纸上发表小诗，所以也就下定决心，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。那时，“无冕之王”———记者，是我最向往的职业。
在我进入高三，进入高考的“冲刺”阶段时，忽然从戈悟觉那里传来“内幕”消息：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今年只招50名新生，其中一半为从各报社来的调干生，所以名额极少，几乎是一个省只招一名！我倒是有“自知之明”，自忖很难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，但是我仍念念不忘报考北京大学。由于我的姐姐是学化学的，她劝我报考化学系。好在我理科的成绩也不错，就以第一志愿报考北京大学化学系。
日日盼，夜夜盼，终于盼来了印着蓝色“北京大学”四个字的信封。
现在的温州，已经有了机场，从北京乘飞机到温州，只消两小时。可是，在当时，我却是乘坐烧木炭的“老爷车”离开温州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“老爷车”喘着气，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行驶，才到达金华。下车时，我顾不得行李，急急忙忙奔去看火车———这是我平生第一回见到火车。我乘上冒着黑烟的蒸汽火车，从金华经上海去北京，一路上花了三天三夜！
我终于来到朝思暮想的北京大学，来到那幢散发着化学试剂和有机溶剂特殊气味的化学楼。然而，我在北京大学所上的第一课，不是化学课，却是“阶级斗争”课———“反右派运动”。正是这堂“阶级斗争”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，促使我在30多年后写下了60万字的长篇《反右派始末》……
进入北京大学之后，坐在化学楼里，我的心却在对面那幢文史楼里。我依然喜欢写诗，参加了中文系的“红楼诗社”。
跨进北京大学校门不久，在1957年12月22日的《北大校刊》上，便有了署名“化一（四）叶永烈”的诗《踏雪飞奔》；
1958年5月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时，我在《北京日报》发表了“表扬”班上女同学为农民看管孩子的诗《好样的“保姆”》；
不久，在参加化学系硫酸厂劳动时，写了《在硫酸塔下》，发表在《北大青年》杂志上……
也是1958年，北大中文系学生掀起编写《中国文学史》的热潮，这给了坐在对面化学楼里的我以莫大的鼓舞。我参加了化学系学生编写《稀有元素》一书的小组。“学生也能写书”，从此我“解放”了思想。1959年暑假，没有回温州老家的我在二十八斋宿舍里写出平生第一本书，翌年二月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从此，我从写诗转向写书。
此后，我忙于《十万个为什么》的创作，我为这套书写了50多万字，在1961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。《十万个为什么》初版印了500多万册，使我这位“学余作者”名声在外，约稿不断。
不久，我又写了两本书，并为《光明日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、《新民晚报》等报刊写了几百篇文章。我那本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，也是那时写的，直到1978年才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第一次印行，一下子印了300万册，成了非常走俏的畅销书……
进北大时，化学系是五年制。念到三年级时，北大理科全部改为六年制。这样，我在北大度过了六年，1963年从化学系分析化学专业毕业，分配到上海一家研究所工作。如果我像我的同班同学那样走化学研究之路的话，那么我的一生将是“助理研究员———副研究员———研究员”。
毕竟初衷难改，我仍酷爱文学创作。我在毕业后“叛离”了化学，主动请求调往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，一干便是18年。后来，我成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，一直工作到今日。
前些日子，我应邀到上海同济大学举行讲座，谈我在北京大学时如何进行“学余创作”。这一话题促使我写下这篇回忆文章，以对母校———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表示祝贺。
1997．6．30
作者简介：
叶永烈1940年生，浙江温州人。1957年考入北大化学系，1963年毕业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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